天下西口
发表时间:2016-01-07

  清朝在统一中国的前后,注重并善于对边疆地区实行控制和经营。在用强大军事力量保卫开发疆土的同时,认真吸取前朝的经验和教训,采取种种举措和制定各项制度,加强对各民族地区的治理,其中治理北部边疆的重心就是针对蒙。蒙古各部自元朝之后,仍雄踞在由西的天山南北到东的松花江一带广袤的土地上,其盛衰动向无疑从明至清对中国政局的影响都甚为重大。深知这一战略要害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,都竭力争取与漠南蒙古各部的联合,这一石鸟,不仅化解了自身侧翼的威胁,而且迅速改变了东北地区明清之间力量的对比,为逐鹿中原作了战略推进的必要准备。入关之后,清朝统治者更把建立牢固的满蒙联盟作为一项基本国策,至乾隆朝止,清朝统治者以恩威并重之策,先后使漠南、漠北、漠西的数百万蒙古八族,随清军南征北战。清朝还对大漠南北的蒙古各部,采取分而治之,利用蒙古原有的社会组织基础,改编建立“盟旗制度”,划分许多旗后,从蒙古王公中任命旗长、盟长,让其权利世袭,但规定各旗直接受满清中央政府领导控制,旗与旗之间不相统属,从此蒙古以各旗为政,昔日蒙古独立的政治整体已不复存在。此时,准格尔旗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后,建立了伊克昭盟,划为蒙地,与汉族居住地分开,其辖境南缘则以明代所修长城边墙为界,又在边外50里以内禁止耕牧(俗称“黑界地”,),人为的隔阂政策,目的就是使蒙、汉分而治之,伊克昭盟成为了漠南蒙古聚居地和主要的畜牧区。康熙三十五年(1696年),第二次亲征准噶尔部,由今托在托县过黄河进入准格尔旗地区,曾将所见所感手主谕监国太子曰:“朕在准格尔旗地方,见其人皆有礼貌,不失旧时蒙古董规,各旗和睦如一体,无盗贼。驼、马、牛、羊不必防守,生计周全,牲畜蕃盛,较他蒙古殷实。围猎娴熟,雉兔复多,所献马极驯,取马不用套竿,随手执之。水土食物皆甚相宜。”但是这种看似繁盛的局面,不久就在康熙,尤其是随后的雍正、乾隆到光绪期间,在清政府由“借地养民”到全面的“放垦政策”的实施,从根本上推动了内地汉民“走西口”,进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垦植,连续了一个近三百年的“走西口”潮涌,在中国历史上引发了一段移民潮走西口风的沧桑变幻。

  康熙皇帝巡幸准格尔开放了蒙地,可以说这是“走西口”运动的肇始之端,有了这个具体的口才有了整个西口泛称,也才有了今日的西口文化。这在马栅大口的《市口碑记》中有明确地记载。这通小小的碑便也是“西口”道上第一块路牌,也是整个“走西口”运动的第一块里程碑。细究起来,真正地理意义上的西口,便是大口。渐至“走西口”成为一场移民和经济大运动时,“走西口”便是一种泛称,已经进入一种宽泛的文化层面。此时,“西口”已经丧失了它最初狭隘的地理意义,而成为一条人口和经济的大通道。这条大通道就不再仅仅是某一条路或道抑或某一个“口”的具体所指了。因此,真正地理意义上的西口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便是这样,几百年来,我们依然忽略了这块碑的历史和文化意义,也忽略了大口做为具体地理空间意义上而应有的历史文化地位。如果有必要为西口确立一个地理形象空间的话,那么中国内蒙古准格尔旗的大口也便是这个当之无愧的“走西口”运动的地理形象空间中的西口所在。准格尔人真应该在这里建一个具体的“口”的标志,向天下播扬。(王建中)

西口古渡之一

西口古渡之二

西口古渡之三

西口古渡之四

责任编辑:曹 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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